近日，因为一纸江豚“搬家”的通知，部分环保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声，恳请有关部门慎重考虑。

这份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的通知于7月中旬印发，批准从安徽和湖北的保护区内迁出14头江豚到广东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。

网友“炸”了。“长江才配拥有江豚，哪个海洋馆都不配。”“在保护区生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送到海洋馆的破池子去？”一时间讨伐声四起。

面对质疑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9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迁豚是为了加强对江豚的宣传和研究。“我们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江豚保护，有技术、有资金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单位愿意加入，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
为什么要做人工繁育？

从长远谋划保护种群

9日，世界自然基金会（WWF）发表观点，认为迁豚一事风险巨大，应该慎重行事。

“长江江豚的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，在‘长江大保护’的背景之下，重点开展长江生态系统及江豚就地保护，同时积极推动和扩大长江故道自然迁地保护成果，是抢救性保护该物种的最佳系统方案。”WWF在其官方微信推送的文章中指出。

根据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数据，目前我国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。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，但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。

“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，但很难说江豚在长江中的生存就没有风险。”李彦亮坦言，在江豚的栖息地长江，人为干扰因素不可能被完全剔除。因此，实现全人工环境下的江豚繁育是长江江豚保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“如果我们能够突破江豚的人工繁育难题，就能把这一种群保存下来。”

但江豚保护行动网络发起人蒋忆认为，人工繁育是在物种数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，采取的最后的保护手段。“现在投入大量资金搞人工繁育，就是‘舍本逐末’。”

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所副所长戴年华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加强栖息地保护可以和人工繁育试验并行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“长江江豚就地保护一定要做，但等到种群数量太少再去拯救的话，一切就太迟了。”戴年华说，人工繁育试验的目的，从长远来说是野化放归，恢复种群，但更为现实的意义，是加强对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，为野外物种的繁殖和保护提供指导。

实际上，《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（2016—2025）》也明确指出，要选择1至2家符合条件的大型水族馆，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改造和设备提升，开展长江江豚饲养、繁殖、研究工作。

“生活在长江干流的江豚种群数量还在下降，只能说可能灭绝的时间延缓了。我们要谋划得更为长远。”戴年华说，做人工繁育试验的思路没有问题，只是为什么选择这两家水族馆，他们有没有科技支撑能力，确实需要清晰详细的论证。

为什么找这两家水族馆？

综合考察硬件和科研能力，以后要找更多

蒋忆也并不反对做江豚人工繁育，她知道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一直在做江豚的人工繁育，只是效果不算太好。那么，商业集团能为江豚投入多少，它有足够的技术把江豚养好吗？

李彦亮举了大熊猫的例子。大熊猫是“国宝”，知名度颇高。它们也在动物园中进行展示，这种展示，就是一种科普教育。“多少人见过活的江豚？你没见过，你就不了解。江豚数量比大熊猫少得多，保护难度大得多，但保护投入比大熊猫少得多，公众关注度也低得多。”李彦亮说，水族馆能拉近公众和江豚的距离，是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手段。他也强调，江豚到水族馆只做展示，不做表演。

至于两家水族馆有没有开展江豚驯养和繁育的能力，专家也对此进行了慎重考量。“2016年写《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》时，我们就论证了迁豚的事情。”李彦亮透露，专家研讨会开了多次，专业技术人员对相关场馆技术条件也进行了全面核查。

选择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，正是看中他们有条件、有设备、有技术实力，还有意愿。两家水族馆都和中科院水生所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单位有合作历史和计划，它们将联合进行江豚人工养殖、繁育等技术攻关，水族馆要为科研团队提供场地、设备和资金。

李彦亮坦言，我国过去研究江豚的团队力量比较单一，以中科院水生所为主，但一直没有明显突破。客观来讲，水生所的饲养条件、设施和对豚类护理的精细程度，不一定比得上这两家水族馆。“为什么不让有条件的地方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？”

不过，水族馆都没有养过江豚，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也是近两年才开始开展相关研究，能养好吗？李彦亮提高了声音：“除了前面提到的中科院水生所，没有水族馆或其他全人工水体养过江豚，但我们还是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。”

李彦亮介绍，14头江豚送到两家水族馆只是第一步，他们计划找四到五家水族馆进行攻关，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。他期待着，有可能再过三五年，人工环境下繁育的江豚二代就能诞生在水族馆，从根本上解除江豚的保种危机，长远来说，还有望为江豚迁地保护和野外种群恢复开辟新的种群来源。

蒋忆等环保志愿者的态度也很明确——他们坚决反对这次迁豚，要求进一步论证研讨，并吸纳更多社会组织参与。